张永生:以传统工业时代思维无法进行碳中和时代的城市绿色转型

发布时间: 2021-11-29 13:56:51 来源: 腾讯

9月7日-10日,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(以下简称国合会)2021年年会在北京召开。10日,年会进行专题政策研究成果介绍,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张永生代表“区域协调发展与绿色城镇化战略路径”专题研究组,作了主题为“全球碳中和背景下中国城镇化的绿色再造”的报告。

张永生表示,城市的绿色转型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,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、能源问题、规模问题,背后是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型。正如爱因斯坦所说,“我们无法用过去导致这些问题的思维去解决这些问题”。同样地,我们也无法用传统工业时代的旧思维,进行碳中和时代的城市绿色转型。

绿色发展包括“两个转变”

在讨论“全球碳中和背景下中国城镇化的绿色再造”这个题目前,张永生表示,首先要了解“全球碳中和背景”的含义。

目前,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承诺实现碳中和目标,占总数的70%左右。其中,70%以上是发展中国家。这么多的发展中国家承诺实现碳中和目标,意味着它们不再像工业化国家那样走“先污染、后治理”的老路,而是走一条低碳的经济起飞道路。因此,全球范围的碳中和共识与行动,标志着传统工业时代的落幕,一个新的绿色发展时代开始。

张永生认为,绿色发展主要包含两个方面:一是生产方式的转变,二是消费方式的转变。

在生产方式上,主要体现在新能源、新技术等引发的一系列产业革命,很多产业都要推倒重来。但是,仅有这个转变还不够,还需要有消费方式的转变。

消费方式怎么变?形象地说,就是吃饱喝足以后,经济再怎么发展。对此,张永生表示有两条路可走。一条路是过度消费,即吃更多,长胖、生病、污染环境,然后减肥、治病、治理环境。这是一条恶性循环的道路。这些活动都产生GDP,但相当部分GDP并不是好的东西。现代经济就是建立在消费主义的基础之上,相当多的经济活动,本质上都是凯恩斯意义上的“挖沟填沟”活动。GDP中的这些内容,对人的福祉提高意义不大。这已为大量福祉经济学的研究证实。

另外一条路就是,吃饱以后过健康的生活,不仅有适度丰裕的物质生活,还有体育、文化、知识、体验和旅游等具更高品质的生活。这是一条可持续,但同样高增长的道路,但经济增长的内容不一样。

工业革命后建立的传统工业化模式,更多的就是在第一条道路上,具有“高增长、低福祉、不可持续”的特点。全球范围的碳中和共识与行动,就是对工业革命以来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手段的反思和重构。

现有的城镇化模式,无论是城市承载的经济内容,还是城市自身的组织方式,很大程度上,都是传统工业时代的产物。当作为城镇化基础的发展模式因为不可持续而发生根本转变时,相应的城镇化模式,也要发生根本性变化。

绿色城镇化的三大任务

课题组在前一期的研究中,提出了中国绿色城镇化的三大任务板块。

第一个任务是,现有在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城镇,如何按照生态文明的理念进行重新塑造。2020年,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.89%。

第二个任务是,未来有超过1亿多人口要进行城镇化。这些人口如何以新的绿色发展方式进行城镇化。预测中国城镇化率未来还有10个百分点左右的提高空间。

第三个任务是,乡村如何绿色振兴。乡村和城市是一个问题的两面。

张永生介绍,课题组本期的研究,就是围绕这三大问题进行,但与前期的研究相比,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。这个重大变化,就是全球碳中和。

目前,城市碳排放占总排放的70%-80%,因此城市是减排的主战场。我国现在有290多个地级市,每个城市的情况不一样。这些城市如何依次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,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。

根据一些学者对290多个地级市碳排放的测度,中国大概有11%的城市已经实现了碳排放和经济增长的强脱钩。

所谓强脱钩,就是碳排放的量在绝对下降,但经济同时在增长。张永生表示,“这是很大的成绩,但是对于碳中和而言,还远远不够。”

高碳城市居民对“双碳”支持度最高

张永生强调,目前,我国城市降碳比较突出的问题是,其低碳转型更多的还是持传统转型的概念,就是强调产业升级,升级到所谓“微笑曲线”的两端。“从1980年代起,中国就在强调发展方式转型,强调从粗放型到集约型发展,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产业升级。”张永生指出。

“产业升级当然很重要,但是,现在碳中和要求的绿色转型,同过去的转型概念具有本质的区别。绿色转型是从发展理念、生产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而深刻的转变,不只是生产端的产业和技术问题。” 张永生说。

资料图。图/pixabay

张永生表示,仔细分析这些碳排放下降的城市就会发现,其更多的是在生产端实现碳排放的下降。如果用消费端去测度,就会发现这些城市的消费结构,同其他没有脱钩的城市并没有太大区别。这些城市消费的高碳产品,很多是由其他地方生产。所以,这些城市的转型路径,就难以扩大到全国或全球,不可能以此实现全局范围的碳中和目标。

此外,张永生介绍,通常人们以为,那些高碳的城市,或者高能源、高排放城市的居民,可能会不太支持“双碳”目标,但是,其团队基于大数据分析结果发现,中国最支持双碳转型的城市居民,反倒是来自那些高碳的城市。

这意味着,这些高碳城市的传统发展模式,虽然带来了GDP的增长,但可能并没有让老百姓福祉得到相应的提升。

城市更新不是大拆大建

在绿色城镇化三大任务的现状方面,张永生表示,目前大范围的城市更新,提供了对城市进行重新塑造的重大契机。

中国城市更新取得了很大成绩。现在比较突出的问题,是要避免用传统工业时代的旧思维,进行生态文明时代的城市更新。旧思维最典型的表现,就是大拆大建。

传统工业化模式以物质财富的生产和消费为中心。在这种思维下,人们更重视有形的、物质的东西。对人文的、无形的东西,比如生态环境、文化、创意等不够重视,也没有相应的商业模式支持。所以,在这种思维下,一讲到城市更新,很自然地就想拆了重建,或者将城市更新当成城市维修。

张永生表示,“如果是这种思维,就不会出现像北京798艺术区这样的成果。因为按照传统工业化模式,798这些破厂房,是要拆了起‘现代化’的高楼才对”。这些“破厂房”的文化价值,在强调物质生产的工业化思维里,是很难被理解和认识的。因此,大拆大建实际上是对很多宝贵无形资源的破坏。

住建部前不久专门发出通知,要求在城市更新中防止大拆大建。这个非常正确。

有些地方在城市更新中也考虑到绿色转型,但更多的是在小区修一个公园或绿地。对绿色城镇化的理解,就停留在这样的层面。但是,绿色城镇化不只是“在城市里建公园”,更是“在公园里建城市”。这两种做法有本质区别。如何在不破坏环境的条件下,进一步地利用自然力量,建立起繁荣的城市经济,让城市居民有更高品质的生活,就需要有不同的城市发展思维。

所以,现在需要对城市进行重新定义。在数字时代和生态文明的视角下,发展理念,资源概念,福祉概念,生产力、可持续的含义,社区的概念,经济发展的空间含义,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。

尤其是,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,人们吃穿住行和娱乐、工作、生活的方式,均在发生重大变化。这些都会反映在城市空间的变化上,所以也应该在城市更新中得到体现。通过城市更新,我们是要打造数字时代和绿色发展时代的未来城市和未来社区。

中国城镇化呈现本地化趋势

关于第二个任务,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大概有1亿多,要怎么实现城镇化?张永生表示,一些人认为,城市就是要讲规模效应,中国要走大城市战略。但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,可能都不是太现实。

经过几十年的城镇化,中国I型以上大城市的人口(含6个超大城市、9个特大城市、13个I型大城市),只占全国人口的15%左右。这些人口在所有城镇化人口中,也只占23%左右。

中国目前的城镇化,更多的是呈现本地城镇化的趋势。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,从2010年左右开始,外出农民工的比例持续下降,本地农民工的比例持续上升。所谓本地农民工是指在自己乡镇范围内流动。如果把范围扩大到县域,会看到更加明显的本地化的趋势。现在农业人口的城镇化,也不是在往大城市走。

调查显示,2010年左右,省内流动就已经超过跨省人口流动,大部分人口都是在省域范围内流动。

因此,人们要跳出传统工业时代关于城市大小的争论。当然,这不意味着“逆城镇化”,而是要用生态文明思维对城市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义。

而一旦对城市功能进行重新定义,城市发展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规模问题。

城镇化的基础是工业化。中国工业化从空间分布来看,大部分的工业都不是在大城市,而是在中小城市和县域,分布在城市群里。尤其是,大量的产业集群,都是在中小城市。此外,乡村也存在大量的工业,其量级之大,超出很多人预料。

第三个任务,就是乡村振兴。张永生表示,当前,乡村振兴最大的问题,就是很多地方在用传统“三农”的概念推动乡村振兴。这样是很难做好的。

党的“十九大”提出的是乡村振兴,不是农村振兴。这两个概念有本质的区别。在传统的发展概念下,农村就是提供粮食、劳动力、原材料,为工业品提供市场。这是一个非常工业化的视角和城市视角。这个视角限制了乡村的发展潜力。

因此,一定要跳出传统工业化模式的概念,对乡村进行重新定义。乡村是一个新型地理空间概念。在数字和绿色发展时代,乡村除了农业活动以外,还可以进行大量的非农活动,包括旅游、文化、健康、教育、艺术、体验和手工等。

中国未来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应该怎么走?张永生表示,其实没有那么复杂,就是回到发展的初心。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们福祉的提高,而城市出现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。因此,城市出现的根本目的,也是为了提升人的福祉。

张永生团队了解的数据发现,虽然大中小城市的人均GDP差距悬殊,但他们之间的福祉差距并不大,甚至发现县城居民的满意度往往更高。

“这意味着,城镇化的发展方向需要转变,从过去GDP驱动的城镇化,向福祉驱动的城镇化转变。” 张永生说。“人们选择在城市、郊区或乡村工作或居住,是为了更高的福祉,GDP并不是福祉的全部”。这种不同的城市发展导向,就会产生不同的空间含义。

城镇化绿色转型的5个建议

对于城镇化的绿色再造,课题组提出5项政策建议。

一是,将“双碳”目标作为绿色城镇化重要的战略抓手,推动城市有序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。尤其是,那些率先碳达峰的城市,应该从生产方式的转变,转向消费方式的转变,以实现彻底的绿色转型。如果只是靠过去的产业升级方式,难以实现全国和全球的碳中和目标。消费方式的转变,需要政府和市场同时发挥作用,通过新的环境规制、税收、价格等政策,以及新的价值观念、新的市场供给来共同促进。

二是,将城市更新作为绿色城镇化转型的重大契机,避免用传统工业时代的旧思维进行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城市更新。城市更新不是城市维修,更不是大拆大建,也不只是简单地在城市里建公园和绿地。绿色城镇化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。

其三,要跳出传统工业时代的城市大小之争。对城市和乡村要重新定义,大中小城市和乡村的功能是不一样的。不同性质的东西,没法简单地用规模进行比较。

再者,避免用传统的“三农”概念和城市的视角推进乡村振兴。乡村是新型的地理空间,可以进行很多经济与非经济活动。尤其是,随着城市圈、互联网、高铁的兴起,对城市和乡村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义,就可以激发城市和乡村新的发展潜力。

最后,绿色城镇化远不只是零碳。如果不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,不改变现代经济消费主义的基础,还是按照“吃胖、减肥”这个恶性循环模式走的话,就难以可持续发展。

因此,城市的绿色转型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,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、能源问题、规模问题,背后是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型。

来源:新京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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